四是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可以分解为立法系统性立法整体性立法协同性立法时效性的质量要求。
[19] 《中庸》 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中华法系 。【疏】议曰：官人虽有政迹，而自遣所部立碑，或遣申请者，官人亦依前科罪。
二、西方法系的辉煌与黯然 我们前面已经了解到，西方法律历来重视权利，从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到查士丁尼的《国学大全》再到《拿破仑法典》，权利一直是西方法律中的主角，从权利的初略划分到权利关系的不断丰富，西方法律显示出清晰的轨迹，表现出西方法系的发展和完善。不要用道德规范去处理权利纠纷，也不要用权利规范去处理道德纠纷，否则会张冠李戴、越俎代庖。另则，道德与权利作为对立物，二者互相会影响对方，在人们的道德行为中会有权利的计较，在权利行为中会有道德的考虑。权利在中国的被忽视，有多重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最主要的是权利与道德的对立性，对权利之追逐有可能就是对道德的毁伤。在古代中国，一般性的权利纠纷（即弱的恶的对立）在宗族内部、地官的属地、交易市场里面得以解决，这在周礼中有所反映。
这些信仰和假设——诸如法律结构上的完整性、法律的不断发展、它的宗教根基和它的超越性等——不仅正在从法哲学家、立法者、法官、律师、法律教师和法律职业的其他成员的头脑中消失，而且正在从作为整个人民的绝大多数公民的意识中消失。既没有民法、刑法分置的制度安排，也没有各种权利的细致划分，既不可能有日益完善的有关权利的法规，也不可能有维护权利人的辩护制度……在这样的法律下，人们的权利意识，社会中的权利现实，长期保持着一种自发的、低级的、被扭曲的状态。相关立法规划交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后者却意在通过支持和引导设区的市行使立法权，限制地方政策的形成空间，保持多层级政府间的法制统一。由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自治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进行审议。（二）自治法规的事先审查原理 关于自治法规事先审查的原理，五四宪法早在起草过程中就经过了慎重思考和争辩。2015年3月，全国人大修改《立法法》，对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体制进行了较大调整，扩充了设区的市的立法权，从而最终形成了现行的设区的市法规事先审查制度。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实践为例，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制定、调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应当在通过前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征求意见。而在1955年至1966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组织条例（组织简则）实为关于自治地方组织和选举事项的单行条例。
如果在自治法规中对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变通的，还应征求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意见。（二）省级人大常委会的事先审查程序 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设区的市法规的程序，在各省、自治区和重庆市的地方立法条例中已经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关于是否需要继续保留事先审查程序的问题，在此次《立法法》修改过程中再次被提出。凡经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核准的各民族自治区单行法规，均须层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备案
在福柯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里，权力是一个比话语、主体或者知识更为核心的概念。它应该是在某种薄规范性基础上的比较开放的体系，同时兼顾哈贝马斯所坚持的现代性的本质意义，和福柯所揭示的动态的权力实践所带来的各种冲击。他曾在《性史》中论述权力的属性及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在权力语境下的分析不能假定国家主权、法律形式或统治的整体统一性是一开始就有的。例如在凯尔森（Hans Kelsen）的纯粹法学说中，他将价值与规范做了明确的区分，两者虽然都指向应然性，但彼此不可通约。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讨论了边沁在19世纪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的圆形监狱，并进一步将其扩展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权力不但可以塑造各种意识形态的话语、知识，在福柯看来，它甚至塑造了作为现代社会之基础的主体，换言之，权力创造了人。
一直以来，哈贝马斯虽然也反对各种形式的本质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也持相对主义立场。一方面，他主张现代社会的法律不过是被权力塑造的、伪装成真理的一种话语。
这一观点除了说明商谈民主程序原则基础上的法律可变更性以外，似乎还带来了一定的吊诡——哈贝马斯是如何区分伦理与道德的？他这样区分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一区分主要在于：哈贝马斯认为道德主要包含有关正义的程序或者形式问题，可以获得普遍的、唯一的答案。在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任何作为主体的个人都不能单独存在，他（她）必须在与其他主体的交往中才能找到自身的位置。基于这种修正的现代主义立场之上，他对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必然抱持一种批判态度。而在法哲学领域，这种观点通常也被看作是一种‘薄的法治观。意思是说，虽然在现代社会中，经过祛魅化，神的光辉不再闪耀，但是作为主体的人也没有办法完全成为一个超验性的中心角色，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经验的，无法成为超验之主体。它传递并推进了权力的影响力。
这是法治最不应该有的状态。他读过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之后曾说：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那时候已经打开了通道。
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论及权力问题。那么，如何理解二人对于规范性基础问题的不同认识，就成为了从法哲学角度思考哈贝马斯与福柯之争的关键进路。
福柯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理论，认为过往的学术分析都忽视（至少是简化）了权力。哈贝马斯对福柯的批判较为明确和直接：谱系学的历史研究处理了这样一个目标领域，在其中，权力理论把纠缠于生活世界背景中的所有交往行动的轨迹都抹去了，他由此认为福柯的各种政治论断都是专断的、偏见式的批判，并不能给出一个规范性的基础。
他说我们不得不用权力来制造真理，这种力量反过来又需要真理才能发挥作用：……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也受制于真理，因为是真理决定了律法的样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关真理的话语决定了法律。这也说明了他对于现代社会规范性基础的某种流动式认知。前者将权力视为以法律、制度和禁令等形式存在的实体，是有形的权力，具有压制性特征。哈贝马斯对人类语言中蕴含的理性沟通能力的普遍性的坚持和强调，发展成为其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的主张。
可见，法哲学与社会理论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相通的。策略取代了意义成为了生活世界的目标，其后果便是意义的普遍丧失，具体则表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与哈贝马斯不同，福柯认为没有权力（不平等）关系的话语只能是一种抽象，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全平等的话语关系。而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核心思想家霍耐特（Axel Honneth）在总结批判理论历史的时候，曾经重点对比考察了福柯与哈贝马斯的相同点，主张两者实际上是共享了很多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前提。
因为从最一般的角度讲，哲学意义上的规范性指的就是各种涉及应该的现象。对于哈贝马斯的这种观点，有人认为他的道德?伦理划分非常有说服力，也真正找到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底层规范。
试想，如果现代社会完全如福柯所阐释的，作为法律规范性基础的真理彻底相对且无根基，那么我们就会陷入到虚无主义的陷阱之中。早在1967年，哈贝马斯在《社会科学的逻辑》中就有这样经典的表述：语言作为一张网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理解，主体就悬挂在这张网上，由此才形成主体与主体的关系。相应地，福柯认为，权力也是微观的、无处不在的，微观的、不定向的、具有生产属性的权力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和深层机制。要么认为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规范，彼此没有办法相互影响和转化。
福柯关注的是对权力运行的谱系性描述和揭示，而哈贝马斯关注的是建立一种有关权力和话语的规范性政治?法律理论。在现代社会，权力关系不再是单向的压迫?反抗关系，后者更多地被福柯称为暴力。
但在该书的法文译本中，这一词语被替换成了指示更为明确的discussion，意为讨论商谈。实践中，这种虚无主义刻意忽略了福柯理论中批判属性的一面，而只强调它的描述性质。
他的这一理论由此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区别于本质主义的建构的普遍主义，或者对话普遍主义。除了前述理想言谈情境原则以外，晚近的哈贝马斯还专门概括了两个重要原则：首先是普遍化原则，所有受影响的人都可以接受其后果和副作用，可以预期其普遍遵守将使每个人的利益得到满足（并且，与已知的其他可能的规制相比，这些后果是更可取的）（简称为U）。
